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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 | ④张方震
发布时间:2020-10-19   作者:李苗利   浏览:

编者按:在四川美术学院八十年办学的历史长河中,一代又一代川美人的辛勤耕耘与无私奉献铸就了川美八十年的辉煌与荣光!我们有幸专访到20位历史讲述人,他们是川美某一历史时期的重要亲历者和见证者。10位历任正职校领导深情回顾学校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决策,娓娓讲述重大历史事件;10位国务院津贴专家回顾专业学科发展历史,笑谈学校趣闻轶事,分享代表作的创作心路历程和创作故事。在川美80周年校庆之际,让我们一起来品味他们的精彩讲述,追忆历史、展望未来。

张方震讲述:

川美作为中国八大美院之一,真正产生影响、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备受关注,还是要追溯到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1977级、1978级学生。这两届学生刚毕业的那个阶段,川美在全国美展上获奖的次数很多,特别是罗中立的《父亲》、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高小华的《为什么》、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等等,这些都在全国的展览上拿过大奖。后来我们有很多毕业生也很不错,在全国也产生了影响,但是作为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川美最值得回忆,或者说对我们现在的教学最具有启示意义的时期,应该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

追溯历史,川美其实之前在八大美院当中并不是很闪耀,因为当时各方面条件比以前的中央美院、浙江美院都要差一些。为什么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初期川美一下就跃入前列了呢,我觉得有好几个因素:第一,川美当时是严格按照现实主义的创作规律来进行教学的。从基础课到其他辅佐课程,一直到最后的创作,都是按照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来作为核心,并组织实施的。这里面又包含了三种因素,第一是当时的领导,第二是当时的师资队伍,第三是当时的学风。这三个方面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才造就了八十年代初期的辉煌。当时学校的党委书记叫周德培,他是从南京某军事学院转到地方的一个干部,他本身对美术并不熟悉,但是周书记兢兢业业,不管是家庭作风还是工作作风,都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在高等院校作为核心领导所起的作用。比如他为了尽快熟悉美术领域,学校很多学术讨论他必然参加;比如当时我们油画教研室的很多活动,只要通知了他,他再忙都要来参加。开始他不大讲话,就听大家讲,到川美几年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他能听出来各种艺术观点,哪些是符合党的教育方针,并且对创作是有好处的,他后来就会表态了,并且大家一听都会觉得他是个内行。另外,他还善于联系群众,知人善任,当时学校各级领导干部,很多都是他挑选上任的。因此,当时学校从上到下的状态都非常好,特别是改革开放过后,大家压抑在心头多年的为祖国的教育出力、为祖国的教育发展贡献力量这种愿望和精神得到了充分发扬,大家都各施其能。所以说当时的党委书记在身体力行地调动大家积极性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关于第二个因素,师资队伍方面,就要涉及到一个传承问题。解放过后,重庆地区有三个画油画的著名画家,人称“西南三刘”,他们在西南地区是很有影响的,分别是刘国枢教授、刘艺斯教授和刘一层教授。刘一层教授在西师,刘国枢、刘艺斯都在川美,两位教授传承的是唐一禾和徐悲鸿的创作思想。我们都了解,唐一禾先生是非常重视现实主义。他从法国留学回来后,就积极投身当时的抗战,画了大量的抗战宣传画,鼓舞全体人民起来抗击日本倭寇,现在中国美术馆都还收藏有他的作品。徐悲鸿的影响大家就比较了解了,在中国的美术教育史上,他是很重要的人物。

我当学生的时候,看到刘国枢老师画的《红军在川北》,画面就是红军在墙上刷标语进行宣传,一些穷苦老百姓在听他们宣传。所以我们老师的创作都是这种要反映现实生活、反映进步革命思想的。到了我们这一代老师,比如夏培耀、王大同、马一平等,都是五十年代后期或者六十年代初期的一批毕业生,我们的创作也是要关注群众,关注群众生活,体现广大人民群众感情的。那个时候苏联的现实主义对中国影响也是比较大的。五十年代初,反映苏联经济成就的展览在武汉、北京举行,很多苏联的美术作品来到了中国。同时在这个时期还举办了训练班,全国各地的一些中青年教师就去临摹苏联油画,还有专家进行辅导和讲解。后来,有苏联专家在北京中央美院办了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我们川美就有老师去学习了两年,马克西莫夫在他们毕业的时候也到川美来讲过学,并现场作画。当时我们作为学生很感兴趣,他画画时外面的学生围了一圈又一圈。所以当时对我们师生影响比较大的,就是苏联的现实主义教育体系和创作思想。我们这一代学生当了教师以后,也一直很重视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要融入群众当中去提炼生活,然后反映群众的思想感情。因此不管是自身的创作,还是教学,我们都是按照现实主义的原则来进行的。

第三个因素,就是学生当时的学风。1977级、78级这两届学生,都是文革之后恢复高考、通过考试严格筛选入学的。他们的基础一般都不错,有些以前是附中的学生,比如罗中立就在附中读过书,有些是成都的学生,比如程丛林也是有基础的,他们的愿望都积压在心头多年,终于进到美院学习,所以那种学习状态是非常积极的。他们不仅在课堂上认真学习,课外也抓紧时间自学,基本没有周末,晚上就十几个同学聚在一起去货车上画群众,一画就画到十二点,有时凌晨一点才回来。当时的老师不用提醒学生遵守纪律,不要迟到早退等等,他们往往要提醒同学们不要画得太晚,要早点休息,不然会影响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当时入学的也有十七八岁的、刚毕业的高中生,跟程丛林、罗中立他们差距比较大,艺术创作的经验也谈不上。但是很快在这些大哥哥的带领下,很快进入了状态,一般到高年级的时候,不管是基本功还是创作效果,都是比较好的。

再就是教师的积极性。教师不仅做好教学,还留出时间自己也做大量的创作。当时我们教研室比较大,一般有三十个教师在里面画画,那种创作氛围是比较强的。学生每天看到老师们除了上课以外都在创作,对他们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有这几个因素共同促成了川美当时创作的高满状态,并且都是按照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关心群众,反映群众的疾苦,反映群众的诉求,这样画出来的作品老百姓都很欣赏,都很喜欢。手法也是大家熟悉的,都看得懂。并且画的题材都是老百姓关心的问题。所以当时在我们的画展现场,在一幅幅精彩的画面前,地上坐满了人,离画面近的观众都不愿意走。现在各个方面都强调创新,创新是应该的,但是创新还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这种创新的最后,落脚到这个作品本身,怎样才能在群众中受欢迎,怎样的审美才不脱离群众,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要重视的。如果不重视,那我们的作品就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感召力。

最后,(应记者采访要求)我谈谈我的几幅作品,1965年的《百万农奴站起来》,这个作品是藏族题材,前几年出的《美术》杂志里面有一个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美术作品精萃,其中就选了我这幅作品。六十年代初,我接到的第一个教学任务就是给一位老先生当助教,带了几个毕业生到藏族去深入生活。从那时起我开始对藏族有所了解。1965年,西藏拉萨要建一个反映藏族生活的大型纪念馆,叫西藏革命纪念馆,他们感觉自身力量不够,就打报告请求中央文化部派人支援。文化部就在全国院校中选了五六位教师去支援他们,当时叫专家组,我就是这个专家组成员之一。在西藏呆了半年,第一个月熟悉资料,他们首长介绍情况,第二个月深入生活,了解藏族的生活面貌,收集素材,画一些速写。我们当时去了拉萨近郊,转了一大圈,画了不少速写,还参加了当时民族改革的补课,这个活动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当时展馆的提纲设计中,进门大厅是四张大油画,第一张是解放军进入拉萨,和平解放西藏,这是鲁迅艺术学院的陈大林教授画的。第二张是民族改革题材,是我画的《百万农奴站起来》。第三张是纪念民族大丰收,是天津一位画家的作品。第四张是展望西藏的未来。我画的这幅《百万农奴站起来》更需要了解解放前藏族人民的生活,特别是底层群众的生活。正好当时参加了民族改革补课。

回到拉萨以后,我用了大概四个月时间来完成这幅作品。开始画一些小草图,然后画完整的定稿,请领导来审查,看这么画行不行,当时主持西藏工作的领导和张姓宣传部长,经常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作品。这幅画很大,六米宽、十米高,要搭三层台子,专门做了一个高架,站到上面画。当时西藏自治区成立就是四个月以后,这个作品在展馆大厅展出,当时群众反映比较好。

另外就是我1980年创作的《藏北部群》。画面是在一个藏北草原上,太阳快要下山,阳光斜射过来,这时牦牛队伍回来了,阳光斜射在牛背上、牛角上,投下了很长很长的阴影,很带装饰性。那种场景在内地是不可能看到的,因为内地没有那么大的草原,阳光也不可能像高原那么强烈。当时我是画了一天的画,傍晚想去山上放松一下,一走到山头,就被牦牛群的声音吸引,一看,很感人,一大群牦牛,阳光照射到它们身上,它们的脊背上都泛着金边儿,阴影投到草原上,很亮,很蓝的蓝绿色,非常美。我说,可惜没带画具。第二天我就画了一张剪影画,就是这幅作品最原始的创作素材。回来之后,接到全国美协的通知,要举办亚洲历届最高的艺术大展,中国要选作品去参加,我就画了这幅画。当时这幅作品在国际上反响比较好,展览之后这幅画就被北京民族文化宫收藏了。

‌ 再一个就是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我画了一幅纪念抗战胜利的抗日题材作品《陪都浩劫》,就是1939年的重庆大轰炸,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因为我就出生在重庆解放碑。我小时候上幼儿园,就在解放东路。那时我还在上幼儿园,日本鬼子进来轰炸,我父母就带着我躲在附近整整一天。第二天我父亲说这样不行,所以一早我们就准备下乡去亲戚家避难。从我们家走到江边的一路上,我看到树都炸坏了,上面还挂了人体的四肢,街边的尸体还没运走,简直惨不忍睹。人们提着大包小包,有的亲人受了伤,有的已经家毁人亡,一边走一边哭,那个场景是很惨的。江上的木船最多装三四十个人,可江边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等船。来一只船,很快人就涌上去了,一下就开走了;又来一只船,又开走了。我们在江边走了很远很远,走到中午时才终于上了一条船。过了江,看到日本飞机轰炸又开始了,回头去看重庆,很多街道又是浓烟滚滚的,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些场面。很早以前我就想把它画出来,但是有别的一些创作任务,就一直没画。到了国家要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了,要举办展览吧,通知大家创作这方面题材的作品,我关注到很多人都在画重庆大轰炸,他们画得很惨,爆炸的现场、浓烟滚滚、日本飞机在空中盘旋等等。我觉得这样的画不足以体现当时群众的苦难,场面虽然惨烈,但没有画出群众的心情来。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画,所以我画的是以江边的群众为主,后面被炸的重庆街道是远景,前景大多是父老乡亲在江边,有的人赶上船走了,但我画的这一群人是没赶上船的。前面人走了,他们没赶上船,江边还有人踩在水里、沙里,那种紧张而悲痛的心情,就是画的那样一个场面。这个作品在创作过程中,有个外地企业家到我画室来参观,出六十万元想要买下它。我说这张画再高价都不能卖,我还是想让它在社会上起点作用。

最后谈的作品就是《黎明》,就是画温家宝总理在汶川地震抢险救灾第一线的场景。好多人知道这个作品是因为我给温总理写了信。当时汶川大地震我们都是感同身受的,汶川这个地方我也比较熟悉,因为我们到藏区、到草地,都要经过汶川。后来我关注到,当时动员全国广大军民奋起抗灾,有很多感人的事迹。特别是温总理在地震发生仅两个小时后就赶到了灾区,并且在现场指挥抢险,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年纪也大了,危难之时跟群众在一起,让我非常感动。我就想画一幅画来反映这种场景。最后画了大概十来个月,画出来了。本来我想给温家宝总理寄一张过去的,但我考虑到他是国家领导人,日理万机,怕影响到他。直到他退下来了后,我才给他寄了一张去,还给他写了封信。他还给我回了信,写得很诚恳。后来经过媒体报道,全国很多人都知道了,反响也还比较好,我们学校的美术类教材也把这幅作品选进去了。

“口述历史”工作组:

指导:黄政 庞茂琨

统筹:左益 钟正武 贾安东 余晖

制片&文字:李苗利

摄影:杨勇

摄像:户月聪 高勇 李文兵 杨金良

后期制作:杨金良 陈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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